安倍晉三新傳記《反叛者》,和政治傳記的政治學

“隔代愛”這一現象幾乎在人類社會的各個角落都能發現。往小的說有家庭裡祖輩和孫輩之間的親昵,而在公共記憶層面也總會聽到某代人對上上代通常是沒有理由的憧憬。

因為日本還保留著皇室制度,於是靠著年號而形成的代際情感就變得十分容易觀察。比如在令和3年的今天,人們跳過平成而掀起對昭和時代的懷舊熱潮。而在更替更快的政治領域,從岸田文雄內閣10月4日成立以來,民眾對新政權的支持率就一直處在下降的趨勢中。但另一邊,大眾對於隔了一個菅義偉的上上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好感似乎有所增加。隨著安倍討論度的升高,一系列關於他的出版物也充斥了圖書市場(他的任期原本已接近尾聲,去年因為身體原因的辭職隻是把關於他的出版熱提前了)。在一系列層次不齊的讀物中有一本英語著作脫穎而出,收獲一致好評。這本名為The Iconoclast: Shinzo Abe and the New Japan(本文暫譯為《反叛者:安倍晉三與新日本》)的書由資深日本研究者Tobias Harris 所寫。作者靠著詳實的材料和多維度的分析為讀者們詳細描繪了這位日本憲政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的成長軌跡。

就像不管是再厚的傳記都不可能把一個人物的一生寫完,數千字的篇幅也不可能把快500頁的原著一一復述。本文想要做的是從該書中提取幾個關於安倍其人以及日本政治有意思的細節。同時,政治人物傳記本身的“政治學”則是另一個想和大家分享的時常被忽略的話題。

血緣和傳承

可能接受過社會學訓練的人多少會對傳記類作品產生抗拒。因為後者總是把很大的篇幅放在主人公的原生家庭之上,從而有著“見樹不見林”的傾向。如果隻是關心家庭環境對主角的成長有什麼影響還不太礙事,但不少傳記都把一種諸如“血緣”和“宿命”的觀點進行無限放大。

在安倍晉三的案例中,不管是日本內外對於他成長的論述總是把重點放到他的外祖父,即被稱為“昭和妖怪”的前首相岸信介身上。支持者會認為安倍繼承了一種類似於“王者血統”的東西,這讓他“天生”就具備了統治的才能。而反對者則近乎於主張一種“邪惡基因”從他的準戰犯(岸戰後被起訴但未獲刑)外公身上“傳”給了他。確實,安倍對於威權體制的高接受度以及歷史的修正主義認知與岸信介十分相似。但不管是哪方論者都忽視了岸對於安倍的影響並不來自於所謂的“血統”,而是在包括言傳身教等一系列“社會化”之下才最終成立的。在《反叛者》書中,Harris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反例,即經常被大家忽略的安倍的父系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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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的祖父安倍寬於1894年出生在山口縣大津郡。作為地方大家庭的一員,安倍寬畢業於精英的東京帝國大學。在經歷幾次失敗之後,他在1937年第一次當選眾議院議員。寬一個很重要的政見是反對戰爭。即使是在軍國主義統治處在極端的1942年,他也沒有接受獨裁組織大政翼贊會的推薦而選擇以獨立身份參選並最終當選。受到寬的影響,他同樣也是政治家的兒子安倍晉太郎也在許多公共場合表示了對於戰爭和獨裁的厭惡。寬在戰後不久就過世,而岸信介則成為了這一政治世家的大家長。但經常以“我是安倍寬的兒子”為演說開頭的晉太郎還是表現出了與嶽父不同的政治取向。Harris列出的這些事實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假設“血統說”真的成立,那麼安倍晉三的父親和祖父雖說不完全是進步但至少和軍國主義有所背離的態度也應該憑借“血脈”傳承給了他。但事實好像並非如此。

於是,安倍晉三的成長證明了在有著兩種可能“血統”的前提下,社會教化所具有的的重要作用。安倍的童年可以說是沒有父母陪伴的童年。在1956年岸信介接下外務大臣之後,安倍晉太郎成為了他的貼身秘書。除了要應對東京繁雜的事務,代替嶽父回老家的選區進行選民服務意味著即使有了空閑晉太郎夫婦也沒有時間陪在兒子晉三身邊。岸信介雖然也日理萬機,但他一有空就會在位於東京澀谷區的豪宅和子孫們共度家庭時光。一個被本書作者同時也是其他日語安倍傳記經常引用的橋段是:在上世紀50年代末日本社會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簽訂的抗爭浪潮中,岸信介的住所幾乎是日夜不間斷地被示威者包圍。有一次,少年安倍坐著偽裝成報社用車的專座從後門進入宅邸。而目睹了抗議人群的晉三在外祖父面前也有樣學樣高喊起了“安保反對”等口號,此舉逗得後者哈哈大笑。這一軼話足以體現外祖孫之間親密的關系以及一種意識形態是如何完成了代際的傳遞(有意思的是這裡的傳遞同樣是“隔代”的)。

Harris在書中引用安倍自己的話進一步指出了他從外公身上所“繼承”的,與其說是具體的政策或歷史觀,不如說是一種在總體上對於國家和國民的宏觀認知。一方面,出生於1896年的岸信介雖然經歷了日本的戰敗,但在他年輕時候所目睹的是處在(以犧牲他國利益為前提的)現代化上升期的日本。他們那一代人對於國家的信心是戰時或戰後不久成長起來的安倍父親那一代所不具有的。這也是安倍提出的一系列口號(包括他第一次執政時短暫提過的“美麗國度日本”等)想要再次實現的目標。另一方面,安倍同樣學到了為了實現這種國家理想所需要的領袖類型。雖然他沒有直接表現過對於“一人一票”式民主制度的不屑,但安倍至少贊同一個國家領導需要做的是走在民眾的前面並對他們進行“指導”。這種精英主義的態度也與他在任期內間接打壓新聞報道自由等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

最後不得不提到的是,雖然“血統論”是人物傳記常犯的錯誤,但在安倍這裡這種錯誤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本人參與“引導”的。安倍一本日語傳記的作者松田賢彌就指出他在公共場合幾乎從來沒有提過自己反戰的祖父,而僅以岸信介後人這一身份為傲。松田甚至暗示在山口縣當地進行的對於安倍寬的鄉土研究有著被打壓的嫌疑。從而,選擇性地繼承了一種“血統”的安倍不僅拋棄了另一種譜系學的可能性,更把它視作自己把日本往“正確”道路上引領途中所不可言及的“黑歷史”。

外交和內政

關於人物評傳另一個十分顯眼的現象是不同地方的民眾對於同一人物不同側面的關註。顯而易見,一國百姓對於一位外國政客的看法總圍繞著他的外交特別是和本國相關的外交而展開。由此,對於東亞許多民眾來說,安倍對歷史問題的模糊態度成為了給他差評的主要原因。但對於日本民眾來說,雖不能說外交或歷史等大議題在選舉中完全不發揮作用,但至少和明天超市裡味噌會不會便宜等問題比起來,它的重要性要低得多。在安倍前後兩次執政近十年的時間裡,外交和內政之間的平衡一直也是困擾著他的一個大問題。

首先,在外交問題上的得分無疑是安倍得以打開全國性知名度甚至是第一次取得政權最重要的一個原因。1991年,安倍父親晉太郎突然過世。兩年後,他在父親的原選區參加了第一次眾議院選舉並輕松獲勝。安倍雖然能靠著家族關系得到不少優待,但在自民黨內部錯綜復雜的派系背景下作為新人議員的他看起來也需要花費上限未知的年份來慢慢來攀爬“資歷”的階梯。但很快他就抓住了一個突破口。

《反叛者》一書提到,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朝鮮在歐洲和日本等地先後綁架了十數名日本公民。他們被迫留在朝鮮進行包括日語培訓在內的各種任務。直到世紀之交,自民黨內占據主導的意見是以漸進談判為主的溫和派。Harris認為,是安倍靠著一己之力徹底改變了這種現狀。在取得了人質家屬的信任之後,安倍開始在各種場合遊說政府采取更為強硬的立場。對於安倍來說,在一個大體和平的年代,這些綁架案可以說是與建構他理想中在國際上充滿信心的“日本”最息息相關的一起事件。而這一占據了道德制高點的民族主義議題也恰好轉化為了他得以立足的政治資本:一個對外強硬對人質家屬又充滿溫情的安倍一躍成為了政壇新星。善於把握民意的時任總理小泉純一郎也許正是看中了他的潛力,破例把安倍從一個沒有擔任過要職的議員直接提拔到了官房副長官的高位。2002年,安倍隨著小泉一起訪問朝鮮。Harris引用媒體報道指出,是安倍迫使日本政府最終在人質問題采取了幾乎是最強硬的態度。同年10月,5名人質回到日本。根據兩國事先的交涉,他們的狀態隻是“暫時回鄉”。又是安倍帶頭主張應該拒絕讓他們返回朝鮮,最終小泉政府也支持了這一立場。可以說在安倍之後,被綁架日本人的完全歸還轉身成為了日朝關系能否正常化問題上日本方面的決定性因素。而在2006年9月舉行的執政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安倍一舉得勝並進而成為了日本的新首相。此時離他初次當選議員才過去了13年,這幾乎是史無前例的速度。

但很快安倍就認識到了作為一國的行政首長和立法機構普通一員之間的巨大差別。作為議員的安倍完全可以靠著單一的外交議題來確保足夠的支持,但作為總理的他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更為多元的問題之上。安倍所繼承的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日本社會。前任小泉進行的新自由主義式改革雖然給日本停滯許久的經濟註入了些許活力,但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不公平則讓許多民眾擔心不已。而導致安倍第一次執政失敗的一大原因正是來自日本的社會保障網。國會從2007年開始了對於社會保障廳改革法案的審議。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創立一個“一人一號”的統一國民識別碼(關於這種“身份證”制度在日本推進遇到的難題可以參見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之前的 文章)。但在政府試圖統合之前分屬各部門管理的養老保險時卻發現了大量缺失或錯誤的記錄。有瑕疵的登陸數最終被認定為5000萬件。這裡的問題不僅是核對缺失記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從民眾薪水中反復扣除的保費以及它們後續存入的失敗更是直接讓“消失的養老金”成為了當時最大的社會事件。這一難題的背後是積累了數十年的組織弊病,作為一個內政經驗非常少的新首相,彼時的安倍是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徹底應對的。再加上同樣因為資歷缺乏,第一次組建的安倍內閣多由和他親近的“友人”而不是更有能力的技術官僚組成。隨著這些熟人的醜聞被相繼爆出,安倍自身的支持率也岌岌可危。最終在2007年9月,在就職僅一年後安倍就辭去了自民黨總裁一職(他自己的健康問題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外交鷹派而上臺的安倍最終在內政上嘗到了苦果。

下臺後的安倍仍然作為議員留在國會,而認識到自己缺點的他也開始積極“補課”。Harris在書中重點分析的是下野時期的安倍在經濟政策上的變化。日本的政府和央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把控制通貨膨脹視作不可動搖的“神主牌”。但在世紀之交另一股主張“通貨再膨脹”(relfation)的聲音開始慢慢變大。在他們看來,日本陷於長期滯漲的經濟需要可控的通膨來帶動,而民眾也應該轉換到一種高收入和高消費的生活方式。一直被拒斥在行政之外的這派學者終於在想要在內政方面有所突破的安倍這裡找到門路。當安倍在各媒體把自己包裝成經濟專家的同時,2009年在野的民主黨終於實現了盼望已久的政權交替。可急於求成的民主黨所推進的一系列改革遇到了來自官僚系統的重重壁壘,再加上它在百年一遇的東日本大地震中充滿漏洞的應對讓新政權很快失去了民心。於是在2012年12月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又一次奪回了政權,而在三個月前競選黨總裁成功的安倍也順利實現了權力的復歸。在此次大選中,雖然安倍也不時批判民主黨政府在外交上的軟弱,但他的政見很明顯更圍繞著日本經濟的復蘇而展開。此後的發展讀者們的記憶可能更為清晰:第二次安倍政權的核心是所謂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這一由“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和“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這三把箭組成的相對算是成功的改革成為了他最引以為傲的政績。而包括設立內閣人事局從而把各部門高位官員的任免權都集中到首相辦公室等內部改革也是他可以順暢地推動各政策的側面原因。自然,安倍在任內積極佈局東南亞以及面對特朗普這個不確定因素時努力調整日美關系也是他在外交方面的成就。但無疑,是內政上的成績幫助了安倍在此後穩坐了近8年的首相之位。

2012年9月26日,日本東京,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當選最大在野黨自民黨總裁。

尾聲:政治傳記的政治學

通過對安倍的成長以及作為政治家的他在外交和內政諸領域內革新的刻畫,Harris為我們描繪的其實是以安倍為代表的日本“新保守主義”的崛起。他們對於傳統政治的拒絕也是“反叛者”題名的由來。考慮到英語世界的亞洲研究多被自由主義取向的學者們主導,本書作者對安倍成就的展現甚至可以說帶有善意了。對安倍持強烈反對意見的讀者甚至可能會質疑本書是不是在給他執政後期爆出的問題“洗白”以便讓他再次“登基”。而政治人物傳記所具備的這種政治性當然也不是隻從這一本書開始的。事實上安倍可能比誰都知道這一點。2016年9月,媒體人山口敬之出版了一本名為《總理》的安倍傳記。充滿了溢美之詞的該書以一個十分靠近安倍的視角展現了他所謂超高的領導能力。但山口本人後來被大家熟知則是作為伊藤詩織性侵案的被告。在伊藤的不屈姿態給日本甚至是東亞女性帶來激勵的同時,關於山口本人的負面印象自然也順勢傳遞到了他的朋友安倍身上。

今天日本市面上政治傳記類作品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類別。第一種是政治人物自己書寫的自傳。第二種則是由他人書寫的回顧性評傳。最後還有一種“類傳記”的作品是政客關於政策的自白。它的傳記含量會根據個人偏好不同。比如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在1972年推出的《日本列島改造論》基本上就是政策綱領。而安倍之前出版過的《保護這個國家的決心》、《建設美麗的日本》等一系列擁有空洞大標題的作品則多多少少描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是如何影響到他對日本發展前景的認知的。

除了上述第一種著作因為通常是在政客快退休時發表且在本人完全掌控之下進而相對“安全”之外,後兩種作品一般會在臨近選舉(再)出版並對政客本人的前途產生不可預料的影響。比如剛卸任的首相菅義偉在一年前上臺時其舊著就被媒體挖出。在2012年的《政治家的覺悟》一書中,作者菅義偉在批判民主黨政權時提到“政府保存各種記錄是理所應當的事情”,而其中會議的“議事錄則是最基本的資料”。但在安倍政權末期發生的包括森和加計學園國有土地不正當轉讓問題以及賞櫻會政治資金誤用嫌疑中所凸顯出的公文書缺失則和菅在自傳裡的宣言完全相反,從而被媒體追著打臉。在該書再版之際出版社更是刪除了相關的表述,這更讓人產生了一種“此地無銀”之感。另一個例子則是由調查文學作者石井妙子在去年五月出版的關於東京都現任知事小池百合子的傳記《女帝》。通過數年的詳實調查,石井在書中披露了小池百合子由大小謊言所堆積而成的一生。此書在出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賣出了15萬冊並登上了年度榜單。菅義偉在舊傳被重新挖出來的一年之後尷尬下臺,但小池在新傳出版一個多月後舉行的都知事選舉中則再次獲勝。

光從結果來看的話,很難說一本書會對日本政客的政治生涯產生什麼決定性的影響。隻能說在言論自由但出版也受媒體資本影響的大環境之下,自傳已經成為了日本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